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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一鸣:建议2025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%左右,可考虑提高赤字率到3.8%以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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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24-11-30 20:56: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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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 11月30日,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、中诚信国际信...

 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 11月30日,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、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“中国宏观经济论坛(CMF)年度论坛(2024-2025)”在京举行。

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参加论坛,并分享了其对当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应对的看法。

  王一鸣表示,今年以来,中国经济虽然有起伏,但是总体呈现回稳向好的态势。前三季度经济增长4.8%,全年有望实现5%左右的增长。当前经济运行,总体上表现为供给强于需求、供需强弱不平衡的态势。当前经济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,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。

  一是内需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,消费需求不足更为明显。过去疫情这几年,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体维持在4%左右的年均增长率。但是,今年前10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有3.5%的增速,低于疫情几年的平均水平,大幅低于疫情前8%的增幅。受房地产投资拖累,投资整体比较低迷,且增速在放缓。前10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.4%,比上半年回落了0.5个百分点。

  二是需求不足导致价格持续走低。前三季度我国GDP平减指数下降了0.7%,连续6个季度下降。这意味着,连续六个季度名义GDP增速低于实际GDP增速,使得市场主体与宏观数据形成体感温差和预期温差。同时,当我国名义GDP走低,也使得我国与主要经济体,特别是跟美国,以名义GDP衡量的比值在走低。

  三是需求走弱逐步向供给端传导。需求不足导致价格持续回落,企业盈利空间受到挤压。当前,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,在年内经历回升以后,又出现了下降。当企业亏损面扩大,这会带来企业资产负债表出现逆向调整,会抑制企业扩大投资和新增产能的意愿,需要避免这种消费与投资形成联动带来的下行。

  王一鸣表示,需要把中国经济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来观察,从2012年中国进入“三期叠加”和“新常态”以后,我国经济在经历调整。“新常态”时期我国经济主要是供给端潜在增长率下降带来的变化,现在经济增长约束在由供给端向需求端转化,总需求不足正在成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约束条件。三年疫情的冲击,需求侧受到更大的影响,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在进一步强化,主要表现在三方面。

  一是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,带来了需求的收缩效应。2021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额是18.2万亿元,2023年收缩到11.2万亿。今年前10个月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20.9%,预计2024年商品房销售额可能降到9.2万亿元。房地产市场需求的收缩,使得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约束进一步强化。

  二是资产负债表受损对需求造成影响。房地产价格下降带来了资产的减损,对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形成收缩效应;加之今年9月前资本市场持续低迷,也影响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。受经济运行环境的影响,企业资产负债率也是上升的,导致企业投资能力和意愿下降。资产负债表的修复,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和资产价格的回暖。当前,我国有经济基本面和资产价格回暖的迹象,但是没有形成强大的趋势性变化,这决定有效需求的恢复需要比较长的过程。

  三是地方政府债务抑制了需求,特别是投资需求的扩张。2023年末,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为40.73万亿元,比2010年末增长6.1倍。随着地方法定债务的持续扩张,付息的负担也在不断加重,部分省份利息支出占到财政收入比重的20%,甚至更高。与此同时,地方隐性债务压力也在加大,特别是随着现金流能够覆盖的项目越来越少,投资收益率在下降,债务风险也在加快积累。要化解存量隐性债务,需要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,这也会对投资需求的扩张带来一定制约。

  王一鸣指出,当前这种供需失衡的状态,是过去较长时期发展方式带来的结果。过去很长时间里,当我国面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,往往通过举债、上项目、扩投资、扩产能的方式来应对,这种模式在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存在较大缺口时是非常有效的。但是,随着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空间的收窄,有现金流收益覆盖的项目越来越少,积累的地方债务压力不断增大,投资的边际效益在下降,这个模式扩大内需的效能在逐步降低。另外,当前我国制造业已经占全球30%,所面临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,我国需要转变原来的发展方式。

  王一鸣表示,2025年是“十四五”规划的收官之年,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意义十分重大。现在一揽子增量政策扭转了经济逐级下行的态势,提振了市场信心,资产市场的回暖也有利于资产负债表的修复,改善了市场预期。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改革举措,能够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,这些都是我国明年经济的有利条件。同时,我国也会面临新的挑战,包括美国特朗普新一轮贸易战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、出口回落叠加内需低迷可能加大经济下行压力、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的外溢效益可能在明年还会持续,这些新挑战值得高度关注。

  “我非常认同人民大学课题组报告建议明年经济指标应该定在5%左右,这是预期引导,也是信心表达,非常重要。因为我们已经确立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,也就是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,我们从2020年到2035年,15年年均增速要达到4.72%。如果明年能够明确5%左右的增长,这样有利于我们’十四五’经济增速维持在5%左右的水平,能够为以后留下更多的空间”,王一鸣指出。

  王一鸣建议,2025年应以大力度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。面对内需不足和经济面临的压力,短期需要采取更大力度的宏观政策,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具支持性的货币政策,来扩内需、稳增长。

  一方面,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,核心是要对总需求有正向拉动效应,特别是要确保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大于名义GDP的增速。明年如果要实现5%左右的增速,就需要适度提高赤字率,考虑到2020年赤字率按3.6%来安排,2023年实际赤字率提高到3.8%,2025年赤字率能否比比3.8%略高一些——这个问题值得研究,以明确的政策来提振信心、改善预期。2025年特别国债的规模也可以再扩大,因为除了支持除了“两重”“两新”外,明年还需要给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。另外,明年新增专项债中要安排8000亿元置换隐性债务,因此新增专项债的规模也可以适当扩大。

  另一方面,支持性货币政策也要相应加大力度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,把促进物价的合理回升作为重要的考量。今年前10个月CPI同比增长0.3%,而物价的预期目标是3%。要更加注重发挥利率等价格调控工具作用,来降低债务成本。具备条件时,可以进一步调降利息和存款准备金率。当前,美联储开启降息,为我国降息拓展了空间。同时,可以配合政府债务置换,来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。

  王一鸣表示,2025年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来推动经济转型,要从过去投资、出口驱动模式转向政府促进消费、以消费引导投资的模式。扩大国内需求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,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,增加公共服务支出,来促进消费的扩大。当前商品消费相对饱和,政策重点应转向服务消费,服务消费领域面临一些制度性约束,建议放宽中高端医疗、休闲度假、养老服务领域的准入限制,满足中高收入群体多样化的服务消费需求。消费的主体是年轻群体,所以政策也需要鼓励、释放年轻群体的消费潜力。要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由常住地登记户口,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,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、住房保障、随迁子女教育这些问题,释放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潜力。

  王一鸣表示,2025年要以高水平开放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。2025年外部环境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特朗普会不会发起新的贸易战。当然我国有上一轮应对贸易战的实战经验,这一次会更加从容,最重要的是要加强政策储备,研判贸易战动向,及时有效应对。同时,应对贸易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坚持扩大开放,加强与欧洲、日韩等经贸合作;加大制度性开放力度,在产权保护、产业补贴、环境标准、劳动保护、政府采购、电子商务、金融领域等,实现规则、规制、管理标准与国际规则的相通、相融,打造更加透明、稳定、可预期的制度环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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